华二代回家过节: 怎么面对家庭中绕不开的政治话题

撰文："心声“团队

翻译：顾君慧, 莽, 曌,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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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到来，是家庭团聚的时候了——不管是视频见面还是真的回到家中。我们华裔二代“心声”团队发布2020寒假特别专辑：“华裔和亚裔二代的反思”，大家一起来思考，如何进一步展开对话，以改进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Alana, 17岁, 伊利诺州

我今年不回家，所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是我对讨论时事问题有些顾虑，因为我的父母和我们这些孩子（一个24岁，一个17岁，一个14岁）对很多有争议的话题持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关系到“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选举的话题。

最近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量的华裔移民（中年以上）投票给特朗普，以及网上华人群体对黑人平权运动和大选的反应。我妈妈还提到，就连很多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在传播类似于选举舞弊等很明显的虚假信息，所以我打算问问我的父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华人坚决支持特朗普。

Claire, 19岁, 康州

我已经回家了，很开心！终于有时间放松、思考，做平常想做却没时间做的事情 。我很感恩。我不认为我和父母之间的对话会有什么改变，按通常的标准，我们已经很有政治头脑了。我的父母也在慢慢变得左倾，更愿意听取我这个年轻的进步人士——已经是很自由的铁杆民主党人——的意见。

我也一直在更多地跟我的祖父母谈论政治、“黑人的命也是命”，以及家庭的历史。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和新的一年里，继续促进这些对话，让变革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

Amanda, 22岁, 德州

自从因为疫情从校园返家后，我过去九个月以来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在成长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毫不避讳的左派、酷儿、不可知无神论者的华裔1.5代，一直受到我的以白人自居的同学、满是宗教右派支持者的浸信派教会和保守派父母的排斥和批评。四年前，我搬到1,000英里外的大学，尽可能远离家人和德克萨斯州的家乡。

然而，令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始料未及的是，我开始同情我的父母，并在大学里维护起南方州来。我告诉我那些大多来自东北和西岸的同学：“不要再延续南方例外主义的神话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症等等不只盛行于南方，而是普遍存在于全美国。纽约是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而投票数据显示，在全美范围内，农村地区的选票基本上是红票，城市地区的选票基本上是蓝票，但南方的改划选区和选民压制已经被打造成一门艺术。”

2016年和2020年，我的父母都是投票支持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这不是因为他们赞成低税率和其他有利于富人的经济政策（就像许多中上层华人一样），而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教会、成长经历和他们的社区的强烈影响，他们圈子里的人都忠实地支持右派，极其惧怕左派。

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一直尝试站在父母的角度看问题，我上了有关20世纪中国和美国南部的历史课程。我采访了我的父母，更切实地了解他们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并在这个国家生存的所有经历，还向我的爷爷奶奶询问了我父母的成长经历。我只希望他们也能做出同样的努力来了解我的观点。

尽管我想继续与父母讨论“黑人的命也是命”、性少数者的权益、女权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更多的话题，但我厌倦了抗争。作为独生子，而且其他亲戚仍住在中国，我唯一的家人就是我的父母，对我父母来说也一样，我是他们唯一的亲人。尤其是随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而我看望他们的时间越来越短（除了COVID造成的例外情况），我必须避免一家人团聚的宝贵时光被我们之间的分歧主导，所以我承认：现在倾向于常常接受分歧。当我继续被拉扯在这场拉锯战中时，我既希望家庭和平，又认识到两代人之间进行这种艰难的对话的重要性，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以一种充满爱而又富有成效的方式重新发起这样的对话。

Anonymous

感恩节以来我一直住在家里。回家之前，我已经很害怕跟家人谈及选举或政治。我的家人来自HK，因为某种原因他们成了忠实的特朗普支持者，完全站在了极右翼观点一边。这种现象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范畴，延伸成一种生活方式；家里家外的对话几乎都围绕着政治，我妈妈不断地听取主要意见领袖推崇的极右观点和阴谋，哪怕在饭桌上也是如此。

作为在美国长大的千禧一代，我没有经历过殖民统治下的生活。正是这种两代人之间的不同，常常被用来反对我持有的进步理念，例如我支持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或发放救济金，被错误地解释为“共产主义”。我不否认我的世界观仍然有局限。但是我认为，作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亚裔美国人，我的世界观并不是非黑即白，我可以批评美国，但也可以谈论生活在美国的好处。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基本上不打算尝试表达自己的观点。相反地，我试着和家人谈起我们的生活经历。愤怒、恐惧让他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努力为他们解开心结。也许我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他们所经历的东西，但是尝试弥合差距是一个好的开端。

Tiana, 19岁, 伊利诺州

每当我跟我的华裔朋友们谈起家人的时候，总是会说到有关疫情、华人圈子的反黑情绪和微信上右翼媒体传谣相关的事情。我们的心情仿佛坐过山车一样，在极度沮丧和誓言改变之间七上八下。

我的华二代朋友们雄心勃勃地想要重新构画一个未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种族和贫困不会成为疫情中的致命因素，而对于经济衰退和地缘政治的反应，也不再基于种族主义。

但每当我跟父母在一起时，对于这些问题，他们总是否认地摇摇头，不以为然：“怎么可能有钱做这种事呢”, “这些法案怎么会过呢”，“美国没人会在意这些事”，他们并不支持我的志向。但如果我一天到晚总是考虑他们担心的这些问题，我怎么能坚持我的梦想呢？

Louise, 21岁, 纽约州

今年的假期有些不寻常。虽然我是要回家见妈妈和弟弟，但总觉得和放假前没什么区别。不过是之前微信通话有三个头像（在国内工作的爸爸，在家的妈妈和弟弟，和在上学的我），而现在变成两个而已。

其实要感谢微信，正因为有它我们一家才能在疫情造成的社交隔离中经常联络，让我们的亲情更加紧密。由于整天一个人待在公寓里，我每天饭点都给父母打电话（所以有时候他们也不接），并且在群聊里分享我们吃了什么来打卡。疫情之中这样频繁的交流让我们聊到除了“你学习怎么样？”之外的话题，结果我们全家学起了课本里没学过的美国历史。

虽然家人相隔万里，我们却有众多可庆祝的事情：比如妈妈以公民的身份第一次在大选中投票（！）和大选的结果。今年，政治辩论不一样了；我很兴奋地听到我妈妈与“她的”来自相反政治阵营中的朋友打交道的经历。但是，不管是什么话题，不管是我弟弟的SAT还是新上任的总统，我一定会确保节日庆祝活动会在大家最喜欢的微信中进行。

Giselle, 21岁, 加州

今年，我没有回家过感恩节。

今年三月，我的大学把所有学生打发回家，我一直住到八月底才返校。这好像是我自高中以来最长一次住在家里。当我想想我为什么决定感恩节留在学校时，我想到我曾经多么害怕大家庭的聚会，哪怕是在疫情之前。我想起我跟挺着啤酒肚的舅舅谈到政治问题时，我有多么不舒服。我舅舅是一名工程师，他是九十年代从台湾移民来美的。我妈妈怀疑舅舅投了特朗普，但是家里人还没直接问过他，因为没人想提起这个话题。

我上大学后第一个寒假回家，我们跟以往一样，去了大家庭的聚餐。

“大学里吃得怎么样？” 舅舅问我。

“还好。有人不喜欢，可是我觉得还可以。”

他张大嘴冲我笑。“你特别喜欢，是吧？” 他继续盯着我看，右手围着他的脸比划着。我突然意识到他是说我长胖了，因为我在大学吃得太多。我不好意思笑了笑，没有回话。我低头看着碗里的饭菜，不知道我应该吃多少。

早在今年春天，在Zoom上跟大家庭聊天的时候，我跟舅舅谈了半分钟。他问我回家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烤母亲节的松饼。

他说：”哈哈，好像你在家吃得很多。”他清了清嗓子。“锻炼身体很重要！大家伙，我们在隔离期间必须要锻炼身体啊!”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有愤怒，有无理的羞愧，也有我汉语水平的不足。我开口想回话，可是什么也没说出来。为什么三年过去了还是这样？

感恩节期间，我又上Zoom跟大家说话，这次我是在大学宿舍，离父母三千英里。舅舅又说他想问我一件事。我对电脑的镜头送上微笑，并希望我的脸看起来不会太胖。

“你还在写文章吗？”

我愣住了。今年夏天，在一次特别激烈的有关“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平权法案”的家庭Zoom讨论会之后，我和舅舅继续用用电子邮件辩论了两个月。我发给他一些文件，里面有相关学术研究的链接。他给我发回来有关他移民到美国的个人轶事。我告诉他我之所以加入微信的”心声“项目，是因为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华裔，也面对与家人就此交流的困惑。后来开学了我忙起来，我们就没再通信。

“嗯，是的。我还在写文章。”

“那好的。可以寄过来吗？我好奇你们这代人是怎么想的。”

“哦，当然！我会寄给你。“

我是有一张胖胖的脸，但至少我这张胖脸代表的观点，有可取之处。